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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产业大讲堂（ID：PPPCYDJT）一、双循环格局下湾区经济的协同理论
盱衡全球经济大势，中国正在从外循环走向以内循环为主的时代，大湾区所具有的多样化制度优势进一步强化湾区的战略地位。相比于其他地区，大湾区内部拥有不同的法律体系、教育体系、货币体系和制度体系，同时拥有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特殊窗口，是外循环与内循环链接的枢纽。
国际上，湾区一般指沿海众多港口城市组成的区域，由此衍生的经济效应称为湾区经济。形成湾区经济必须具有强大的产业集群、有力的经济核心、广阔的经济腹地、发达的交通网络、创新的领*人才和开放的经济体系。开放型经济一般依托边境城市、沿海城市和湾区三种形式实现，湾区经济因具有沿海、湾区和城市群三种要素而成为开放经济中的最高形态。
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判断是基于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变化提出的。当前的全球竞争越来越取决于几个核心都市圈之间的竞争，大湾区拥有中国最多样化、跨越制度的城市，因此也拥有双循环最大的机会。湾区是世界经济高密度和高产出区域,该区域由港口、产业和城市三大要件构成其特殊性,世界主要国家都高度重视这类区域。从港口群、产业群和城市群"三群"协调联动发展的角度，在大湾区"三群"联动发展中的动力机制，以大协同来激活主体活力、强化跨行*区域的协商体制和利益分配机制等对策,将是未来主要的路径选项。
粤港澳大湾区是新兴的湾区，也是四大湾区之首。湾区经济则指通过发挥环境优势，依托港口群或海湾群，产生沿海湾集群的开放创新和影响力相当的区域经济的一种形态。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规划的出台，粤港澳三地将进入新的协同合作阶段。从宏观上而言，大湾区就是一个港口群、产业群、城市群协同发展的PPC模式。
所谓PPC（port-park-city），即“前港—中区—后城”，是一种园区开发模式，指由一个企业独立地开发、建设、经营、管理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它的核心在于港口先行、产业园区跟进、配套城市功能开发，进而实现区域联动发展。这种生态圈式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是以一套以市场化方案来实现城市和园区运营的空间发展模式，实现港、产、城联动，将*府、企业和各类资源协同起来，成为城市或区域转型升级的战略安排。
PPC商业模式以港口为龙头和切入点，以临港的产业园区作为重要载体，打造国际产能合作平台。PPC开发模式的核心是港口，港口的对区域的经济贡献体现在多个层面，具有复杂性、间接性等特点，其贡献水平受港口自身发展特点、城市产业经济发展特点以及二者之间的关联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目前国内外对港口经济贡献的测算方法主要包括协同理论和指标法、增加值法、重力模型法、投入产出法以及系统动力学法等。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于多学科研究基础上的协同理论（synergetics）后被称为“协同学”、“协和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更是系统科学理论的重要分支。协同一词年被联邦德国斯图加特大学教授、著名物理学家哈肯（HermannHaken）首次提出，于年详细阐述了协同理论。他认为，每个系统各不相同，具有独特属性和特征，表面看似毫不相干，但在整体运行中，各系统间又相互影响和相互合作，关系极其微妙。
协同论是研究不同事物共同特征及其协同机理的新兴学科，是近十几年来获得发展并被广泛应用的综合性学科。它着重探讨各种系统从无序变为有序时的相似性。协同论具有广阔的应用范围，它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管理科学等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应用成果。
哈肯在协同论中，描述了临界点附近的行为，阐述了慢变量支配原则和序参量概念，认为事物的演化受序参量的控制，演化的最终结构和有序程度决定于序参量。该理论具有普适性特点，正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普遍应用于各种不同系统运行的分析和研究中。理论最早来自于物理学领域，但如今被借鉴到经济管理领域，如各种经济现象、经济行为与管理现象、管理行为之间的相互关联及作用，引起社会制度、技术等变革。因此，经济管理中称其为“协同发展论”，指通过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资源或个体相互间协调，最终完成共同任务，实现双赢或多赢，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基础，遵循多样性、公平竞争性、协同性三原则。
在研究粤港澳大湾区和港基于口经济的PPC开发模式中，也可适合这一理论。建立最佳交流平台是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协同的前提，促进跨区分工与协作，引领辐射到周围。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过程中需强调交通共连、产业共兴、市场共建、体制共通等方面。可以基于粤港澳大湾区9市2区19个行业数据,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及行业等方面进行灰色关联度的实证分析，说明粤港澳大湾区内各城市间产业关联紧密、结构趋同。
从世界版图看，全球60%的经济总量集中在入海口，75%的大城市、70%的工业资本和人口集中在距海岸公里的海岸带地区。全球最发达的城市大都位于湾区中，排名前50名的特大城市中，港口城市占90%以上，如美国纽约、日本东京和澳大利亚悉尼等。与其他都市区相比，湾区通常拥有多个大能级的港口城市，如东京湾分布着横滨港、东京港、千叶港、川崎港、木更津港、横须贺港六个港口构成的马蹄形港口群。湾区是高新技术产业集群集中地，是城市创新的动力源，如美国的“硅谷”就是从西海岸旧金山湾区的圣何塞逐渐崛起形成的，聚集了诸如苹果、英特尔、惠普、思科、朗讯等高新企业，成为世界科技创新中心。
作为依托共享湾区形成的区域经济高级形态，湾区经济具有港口密集、产业聚焦、城市群集的根本特征。湾区经济最早发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时期，是国际贸易产生和扩大的产物。目前全世界大约有58个湾区经济体，大致分布在以发达国家为主的36个国家，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都具有优越的湾区经济资源，湾区经济比较发达。那么，世界湾区成千上万，仅中国就有个湾区（5km2以上），从目前世界湾区经济的发展状况来看，大部分城市都是围绕湾区形成的，最典型的例子是旧金山湾区，该湾区位于加州北部，最早发源地是旧金山，然后是奥克兰市和圣何赛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布局主要围绕旧金山湾区展开。
湾区必须是优良湾区，即必须是国家的入海口，具有建设多个深水港口的条件，湾区水曲要足够大且能够让大货轮穿行，否则难以形成湾区经济。例如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湾虽然水深各方面条件都比较优越，区域位置也相当好，但由于海湾的南北两部分距离狭窄，海潮汹涌，到目前也没有形成湾区经济。
据统计，随着英国的工业化和国际贸易的扩大，英国形成了七个湾区经济体，各港口在国际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伦敦湾区、利物浦湾区和布里斯托尔湾区作用最大，从下表我们可以发现，年伦敦港口、利物浦港口和布里斯托尔湾区加的夫港口的进出口占到整个英国大部分，说明了开放对于英国的湾区经济形成发挥了较大作用。如果一个国家处于封闭状态，再好的湾区地理优势也很难形成湾区经济。例如，朝鲜和韩国同样位于朝鲜半岛，两国都拥有差不多的湾区和沿海资源，然而，由于韩国实行了对外开放*策，沿海经济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形成了釜山、仁川等大城市。而朝鲜在闭关自守的状态下即便有再好的湾区资源也难以形成湾区经济。
在湾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港口群、产业群和城市群的现象。一般情况下，湾区经济的形成过程首先是利用湾区的自然条件建设港口群，由于港口群的建成带来了国际贸易的扩大，商品进出口数量增加，结果会产生大量的进出口导向型企业，这些企业利用港口从国外大量进口低价原料进行生产并出口到世界各地，也有些企业通过便利交通从国内其他地方购买原料在港口区域进行生产然后销往世界各地，随着湾区内的生产企业逐步增加，形成了产业集聚。一旦产业集聚到一定程度，就会带来大量移民人口并导致城市的产生和发展，出现从城市到城市群再到都市圈最后形成都市圈集群的城市化演变路径。
中国现在最主要是要扭转“两头在外”的格局，转向“两头在内”：一方面是推动货币内生和资本内生，创造充足的资本，以减少产业升级对外部资本的依赖；另一方面是创造巨大的内部市场，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将中国变成全球化的主场。而粤港澳大湾区在这个发展选择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双循环的经济大势下，协同作用是系统有序结构形成的内驱力。任何复杂系统，当在外来能量的作用下或物质的聚集态达到某种临界值时，子系统之间就会产生协同作用。这种协同作用能使系统在临界点发生质变产生协同效应，使系统从无序变为有序，从混沌中产生某种稳定结构。协同效应说明了系统自组织现象的观点。
哈肯在《协同学引论》中指出，协同效应是指由于协同作用而产生的结果，是指复杂开放系统中大量子系统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整体效应或集体效应。而港口群、产业群、城市群（简称“三群”）具有很强的耦合、协同和联动发展效应，对千差万别的自然系统或社会系统而言，“三群”联动均存在着协同作用。正是因为港口群、产业群、城市群具有很强的耦合、协同和联动发展效应，既是做大大湾区经济总量、提升发展质量的关键，也是促进港城融合，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有效手段，对增强大湾区综合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二、产城互动，区港一体，协同发展的大湾区PPC模式港产、港城、产城三个方面的联动，与PPC开发模式高度契合，三者紧密联系，互相依赖，缺一不可。唯有努力推动“三群”联动，陆海统筹才能真正落到实处，才能真正发挥它在推进海洋经济强省的重要作用。
港口群是指由若干个其功能或部分功能可以被相互替代的个体港口系统组成的港口群体大系统。当两个或几个港口存在共同腹地时就形成了一个港口群系统。目前，我国已形成了环渤海、长江三角洲、东南沿海、珠江三角洲和西南沿海五个港口群。
产业群是产业集群在互联网上的一种共称。产业集群是一组在地理上靠近的专业生产某类产品（包括中间产品）这样的一个群体；产业集群应只局限于制造业；根据波特（M.Porter）的定义：“产业集群是一组在地理上靠近的相互联系的公司和关联的机构，它们同处或相关于一个特定的产业领域，由于具有共性和互补性而联系在一起”。
所谓城市群是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云集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以一个或两个（有少数的城市群是多核心的例外）特大城市（小型的城市群为大城市）为中心，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城市之间的内在联系不断加强，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城市群的特点反映在经济紧密联系、产业分工与合作，交通与社会生活、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相互影响。由多个城市群或单个大的城市群即可构成经济圈。
大湾区“三群”联动具备良好基础“三群”联动发展，可以有效引导产业有序分布、城市合理定位和港口联动互动，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崛起。目前，大湾区“三群”联动发展已具备良好的发展基础。一是港口群建设初见成效。大湾区海岸线长、港湾多，港口资源丰富，具备发展临港产业群、城市群优势。大湾区具备建成现代化、集约化、规模化的湾区港口群；二是产业群发展效应明显。当前，大湾区按照比较优势、优化资源配置原则，正在加快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并在沿海区域重点布局或新建一批临港产业，形成一批区域品牌优势企业，提升了产业集群整体竞争力；三是城市群打造日益成型。近年来，大湾区城镇化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已逐步实现由量的扩张到质的提升转变。
同时，空港是湾区内港口群与港口链的重要一环，空港经济区以大型枢纽机场的综合优势为基础，在空港周边形成的具有明显航空枢纽指向性的产业集群，综合了传统港区与经济开发区的双重功能。通过建立空港经济区，给周边地区带来经济影响作用，从而被称为空港经济。其作用表现为：一方面发展传统产业，主要以机场业务为主，带动航空客货运、物流等产业；另一方面发展具有区位优势的临空特色产业，带动集群经济的发展。
总之，湾区内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与一般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明显的区别，即港口群在其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而不可替代的作用，以港口为导向的城市群必然会产生“港口群+产业群+城市群”的叠加效应。这种叠加效应在带来巨大的经济效应的同时也会带来不可估量的区域创新能力，这就是为什么湾区经济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的根本原因。
协同论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是许多子系统的联合作用，以产生宏观尺度上结构和功能;另一方面，它又是由许多不同的学科进行合作，来发现自组织系统的一般原理。针对合作效应和组织现象能够解决一些系统的复杂性问题，可以应用协同论去建立一个协调的组织系统以实现工作的目标。新发展格局将影响中国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经济发展态势，是对未来长远的判断和谋划。它既不意味着封闭的国内循环，也不意味着外循环会立刻消失。相反，新发展格局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随着各国湾区经济的发展，湾区工业和城市化基本形成了从城市——城市群——都市圈——都市圈集群的演变路径。目前以美国为代表的湾区经济国家正在形成引领世界工业和城市化的超级都市圈集群。通过“前港-中区-后城这一生态圈式可持续发展的模式，顺利了解决了产业园区与商业地产，产业园区与产业集群之前的关系，从而形成港口、产业园区和产业新城和谐发展的完美闭环，即：港区+产业园区+产业新城。产业新城与传统地产的区别在于其更加注重考虑区域价值的整体提升和产业孵化收益与运营收益，需要多环节、多渠道构建适应新需求的环境体系。所以一个优秀的小城市，在经济、社会、文化、*治四个方面，有完整的体系。
通过价值链集成、价值链联结、价值链聚合，招商系原来条块化、线性的价值链结构进行了重组，围绕港口业务进行集聚，“雁阵结构”成*，也形成了完整的商业生态圈，依托港口、物流业务两大基业，带动产业园、海工、金融雁形出海，将招商系利益最大化与当地需要有机结合中，形成利益共同体、生命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其中，蛇口工业区的实践的证明了这一商业模式的成功。
粤港澳大湾区既是一带一路的关键节点，也是第三条亚欧大陆桥的桥头堡，包括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中山、江门、珠海、肇庆9市，香港特别行*区和澳门特别行*区2区。每个城市、区都有自己不同的区位优势和发展定位，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分工明确、优势互补。香港的金融、物流和贸易发达，澳门的旅游休闲发展已久，广州是区域*治、经济、文化中心，深圳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东莞、佛山建立制造业基地，惠州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和世界级石化产业，中山、江门主攻高端装备制造，肇庆位置特殊，是珠三角枢纽门户，珠海定位连通内地与澳门的桥头堡。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给大湾区带来极大的发展契机，国家从顶层设计规划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方案，出台各种*策、制定各项制度以保障一带一路的顺利进行。一带一路规划中，大湾区处于其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地理位置及战略定位。本研究的协同发展总体上分为三层，顶端“一带一路”战略是发展目标和最终实现的结果：
第一层是国家*府制定的大*方针，起到引领和指明方向的作用；中间层为保障层，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通过国家*府制定的*策、制度和区域、地方、行业出台的各种规定、文件以保障第一层次的方针落实下去且落实到位，同时监督和督促第三层次的任务顺利开展和进行；第三层为操作层面，主要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和空港群建设为双中心，共建共享，带动区域经济大发展，以助力一带一路的实现。整个过程表现为不同层面的协同，不同系统的协同和不同内容的协同，但最终都是为实现一带一路而设计。
首先，“城市群+空港群”协同。大湾区加快一带一路建设主要从两个中心出发，一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建设，二是空港群的发展。但两个中心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辅相成、协同发展的统一体。城市群为“9+2”，但广州、深圳、珠海、惠州、佛山、香港和澳门5市2区已经拥有较为成熟的机场，再加上在建的两个机场和周边的四个机场形成空港群，可以通过航空港口的发展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发展。
其次，产业间协同。无论是城市群还是空港群，都要实现综合构建和发展。要将物流运输、行*办公、教育科研、生产制造、科技创新、电子化工、居住生活、金融投资、旅游会展、休闲娱乐、康养医疗、生态环保等产业投入到空港群和城市群中，使之成为多功能、全方位建设的群体。当然，并不是随意投放，而是根据位置、定位、资源、历史等因素有重点和倾向性的设置产业。
最后，内外协同。当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和空港群发展相对成熟时，要联合其他机场群协同发展。以粤港澳大湾区空港群为主，辅以北部湾、环杭州湾、莱州湾、渤海湾和辽东湾等五个机场群，六个空港群互通有无、高效协作。
从国家*府层面组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与空港群协调组织，主要任务是在方针、*策和制度方面统一建设内容和发展步调，促进其互融互通、取长补短。确保城市群与空港群发展的一致性与协同性。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与空港群的协调机制是否顺畅是关系到二者能否顺畅协同的关键，因此亟待建立国家*府层面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与空港群的统筹协调机构。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建设紧张进行着，空港群的建设和发展也在进行着，但二者基本都是独立实施，双方在*策、制度、人员、资金、信息等方面存在很多壁垒和障碍。行*架构不同，管理模式不一样，这种基础和现状可能导致双方在建成后，独立运行没问题，统一协调和运作就不能进行下去。
湾区经济的拥海开放、抱湾聚集、合群协同以及连河通陆等四大功能不仅促进了湾区经济的形成，而且也决定了各湾区自身的职能定位。粤港澳大湾区也不例外，PPC开发模式中的协作平台，高度契合了湾区经济的形成机理和发展规律。
三、招商系PPC协同开发模式在湾区的实践由于协同论属于自组织理论的范畴，其使命并不仅仅是发现自然界中的一般规律，而且还在无生命自然界与有生命自然界之问架起了一道桥梁。可见，协同学试图把无生命自然界和有生命自然界统一起来，发现它们存在的共同本质规律。
盱衡世界经济，展望国际大势，全球经济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正在逐步推行保守主义*策，并构建自己的以湾区都市圈为引领的新的开放体系，中国对外开放的竞争对手正在变得更加狡猾和强大；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往前推动，经济特区和外向型经济的作用已经基本完成，需要及时调整战略，寻求新的开放引领者，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必然要求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主动实现从珠三角城市群向大湾区都市圈的转型，建设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引领者、国家战略的试验者、世界强国建设的推动者，构筑湾区经济引领的沿海、沿江、沿边和内陆开放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世界三大湾区都拥有极具代表性的主导产业，由此来带动相关联的产业集群，如纽约是“金融湾区”、旧金山是“科技湾区”、东京湾是“产业湾区”。盱衡世界大势，对标三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在GDP增速上优势明显，但在不少方面仍有不小差距。
价值链协同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价值链的重构，价值链重构主要包括价值链集成、价值链连接、价值链聚合三个步骤，整个链条始于企业内部价值链的集成，经由内部企业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联结，终于不同维度产业价值链的聚合。价值链重构学说开辟了传统利润最大化思路。招商局招商局集团对PPC开发模式的实践，实证了三种价值链学说的重构路径，揭示了价值链重构的独特作用。
集团内部通过企业之间的协同，可以有效整合优化配置内外部资源，将各种资源统一到总体战略之下，避免出现研发过程中资源分配与工作重点的冲突，各企业从事自己擅长的事情，群策群力。而企业存在的各类致命的问题，则源于企业的产业选择能力、资源控制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制度激励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的不均衡及其低效整合，制约了企业的持续成长和发展。招商局集团的价值链重构，正是这一协同理论成功的案例。
国内首创PPC协同开发模式的招商蛇口是招商局集团旗下城市综合开发运营板块的旗舰企业，是招商局集团在国内重要的核心资产整合及业务协同平台。公司致力于成为“中国领先的城市及园区综合开发和运营服务商”,确立了“前港-中区-后城”的开发模式，以“产、网、融、城一体化发展”为业务抓手，协同园区开发运营、社区开发运营、邮轮建设运营等三大业务，配套提供多元化的、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产品与服务。
招商局集团以大协同的理念推进产融结合，通过资本和产业的有效互动发挥协同效益，整合集团和公司内部资源，有利于招商局蛇口控股对内实现资源互补，对外构建独特的竞争优势，加强合作与并购，多渠道、低成本地获取项目资源和资金来源，从而促进招商局蛇口控股实现跨越式发展。
此外，综合实力强大的招商局集团，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有较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其拥有的外部协同资源也将给招商局蛇口控股带来巨大的商业机会。因此招商局蛇口控股在“大招商+大协同”的战略支持下，与其他集团内部的二级公司积极协同，快速发展。
前港-中区-后城是招商蛇口独特的港、产、城三位一体综合开发模式，以港口先行，产园区跟进，配套城市功能开发，从而实现片区域的整体联动发展。招商局倡导的“前港、中区、后城”的PPC模式在粤港澳大湾区也进行了有效的实践，涵盖广州、佛山、肇庆、深圳、东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门9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区粤港澳大湾区形成的城市群，是继美国纽约湾区、美国旧金山湾区、日本东京湾区之后，世界第四大湾区，也是国家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随着粤港澳湾区发展为国家战略，由蛇口工业区发展而来的招商蛇口，成为招商局集团全面支撑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抓手。
招商蛇口的“前港、中区、后城”的PPC模式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有天然的优势，前海-蛇口自贸区的成立，使得太子湾成为了珠三角区域，尤其是把港澳放进去之后的几何中心。大湾区范围内的主要城市通过海运、轨道交通全部连通，比从太子湾到香港机场比香港中心区到机场更近，所以太子湾也会成为深圳海上会客厅和门户。太子湾和前海的规划，基本上是“两带”，一是生态文化带，海滨生态文化走廊是中国国内最长的滨海走廊。二是通过城市综合服务带把六个片区全部串起来，所以前海蛇口已经形成一个整体，未来太子湾将是整个前海蛇口自贸区的龙头。
招商蛇口将发展港口经济的成功经验运用到湾区经济中，从港口经济发展到湾区经济是一个必然过程。港口在发展初期，往往经济结构相对单一，其对城市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相对较弱，随着大量人流、物流在港口周边的集聚，临港产业迅速发展，港口经济活动范围逐步向港区外拓展，受益于港口腹地经济的快速发展，日益增长的资金和物流需求，以物流、金融、保险等服务业开始集聚发展，从而推动湾区经济由港口产业向服务产业转变，最后，湾区城市抓住互联网等新兴产业发展的历史机遇，依托国家一流教育资源和湾区生态环境，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和高科技产品，推动全球科技进步。
在湾区经济的打造过程中，积累多年的港口经济发展和城市转型升级经验，“前港、中区、后城”的PPC模式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三大业务版块与大规划高度契合。首先，发展邮轮产业，把蛇口太子湾邮轮港区打造成集邮轮、旅游、金融、商贸、物流为一体的海上门户，有利于构建粤港澳邮轮经济圈。
通过推进产融互动，产网结合等关键领域发展，以及对前海蛇口自贸区、太子湾项目、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一期等重大项目的开工建设，对于拓展招商蛇口在粤港澳大湾区中的土地资源储备以及优化在招商蛇口在香港和内地的业务布局都将发挥重要作用。太子湾项目“一城三坊一公园”的设计格局，构建了一个低密度的生态花园城区，未来必将成为华南地区的焦点。
太子湾包括了几乎一个城市需要的所有功能，奠定了蛇口宜居宜业的生活基调。不少大城市因为工作区域和生活区域的距离太远，造成上下班通勤潮汐现象。太子湾采用小尺度的单元规划，打造住宅、公寓、商业、酒店、娱乐于一体的城中城，并达到自然与城市有机融合，完美解决了北京等一线城市的“大城市病”。前海-蛇口自贸区的建立，使得太子湾项目拥有“境内关外”的天然*策优势，未来太子湾这个地方会成为香港一块“飞地”。
在价值链重构之前，招商局整个招商局集团的价值链形态呈现出条块化和线性化的形态，整个招商局集团的价值链分成交通、金融和地产三大板块，在第一个条块化的价值链板块，招商局集团都按照产业链纵向一体化的价值链重构，贯通了整个产业链，形成了线性的产业价值链。但这些条块化的价值链彼此几乎没有交集，每个价值链都以单一个体公司的开工能与市场竞争。
从协同理论的观点看，价值链重构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内部嫁接指招商局集团在为内部价值链重构“构建内核”后，招商局集团利用港口作为交通枢纽所带来的物流、人流、信息流，提升内部价值链关键节点质量为契机，推进招商局集团内部内部不同业务板块以“港口”为支点，向“中区平台”——这一价值链重构载体进行聚集，最终实现招商局集团内部价值链的嫁接和优势叠加。
通过内部的价值链重构，实现了招商局招商局集团不同板块之间的雁形结构和业务闭合，即内部价值链各板块以雁形结构抱团出海，招商局集团内部价值链的不同接点实现了有机接合、清晰定位、侧重分明，优势正向叠加，形成完整闭合，从而产生1+1大于2的效果。
招商局集团在完成内部价值链集成后，将企业内部价值链与外部社会需要进行对接和联结。招商局集团以“伟大复兴的贡献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国际合作的对接者”自许，将自身视为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天然执行者，致力于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身力量（伟大复兴贡献者），以战略视野，提前预判吉布提、白俄罗斯等节点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战略价值和这些地区在经济社会滞后的现状，在推动所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因下（社会进步推动者），通过国际产能合作进行对接、国内业务打包输出等全球价值链重构（国际合作对接者），将招商局集团内部价值链与外部社会经济需要和发展诉求进行有效联结，通过内部与外部的大协同，完成了招商局集团内部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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