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年，第一批来自南亚的契约劳工抵达英属圭亚那，开始了他们艰苦的劳工生活。在接下来的79年里，有超过50万南亚契约劳工被带到美洲加勒比地区。大多数人去往英属圭亚那（人）或特立尼达（人），但另有人去往瓜德罗普（Guadeloupe），人去往牙买加，人去往荷属圭亚那，人去往马提尼克（Martinique）。
19世纪契约劳工都来自哪里？
19世纪移民海外的契约劳工有着不同的社会、语言、地区和种族背景。第一批契约劳工来自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但若干年后，契约劳工已是来自英属印度各地。在英国殖民官员和劳工招聘人员的管理下，这一体制得到稳固和扩张。
契约劳工基本都是男性，种植园主需要男性农场工人，而招聘人员发现很少有女性愿意成为契约劳工，也很少有女家眷愿意跟着出国。只要这种旅程被认为是暂时的，已婚男人大多决定孑然一人去国外冒险。
一些新招募的人员曾是佣人、艺人、工匠和店主，甚至有几位牧师也参与到这种航行中。但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劳动招募者所网罗的农业工人。他们离家的目的各不相同，有些人远足寻找工作，但仍是一无所获。一些契约劳工是参与年反英士兵哗变的逃犯。另一些劳工则是寻求生计的退伍军人或农民。绝大多数劳工是因被劳工招募者在全国范围内煽动所诱骗而愿意去填补空缺。
年，一名英属圭亚那的种植园主说：我敢肯定契约劳工们都是被劳工招聘者的谎话骗来的，因为一个劳工经常告诉我他被告知的内容，他所要做的就是躺在地上，椰子、金子和很多其他东西都唾手可得。
随着南亚契约劳工制度的建立，种植园主试图稳定绝大多数男性劳工，招募女性的努力随即开始。年，一项新的法令规定，在驶向海外的船只上，每名男子，需要有33名女性与之对应。从年起，女性占到走向海外契约劳工的40%。
并不是所有的南亚契约劳工都心甘情愿地来到这里，很多契约劳工是被绑架和强迫而来的。年英国政府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招募男女契约劳工时，伴随着严重的虐待。在许多情况下，移民者被暴力和欺诈所迫。许多人的签约奖金和预付工资也被系统地篡夺了。印度北部阿拉哈巴德的传教士托马斯·埃文斯（ThomasEvans）在年向英国官员抱怨说，印度的奴隶贸易仍在运转。
19世纪契约劳工的死亡率有多高？
南亚契约劳工在加尔各答开始他们的行程，他们在那里接受检查、登记，并居住在英国政府管理的特制移民仓库里。有些人甚至通过保持长时间的户外轻量工作，非常老练地适应种植园的新生活。在那里，他们登上了装载多达人的拥挤帆船。劳工去往加勒比地区的航程要持续3~4个月，并受到伤寒、痢疾等疾病，以及严重晕船的折磨，所以很多契约劳工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就已经在这种绝望的状态下死亡。
虽然情况和死亡率各不相同，而且多年来确实有所改善，但许多观察者的记录令人毛骨悚然。斯温顿（Swinton）夫人是一位船长的妻子，她陪同丈夫乘坐装载苦力劳工的船只沙尔瑟特号（Salsette），于年从加尔各答驶往特立尼达岛，她将这段航程比作非洲奴隶贸易，并称之为另一中间通道。斯温顿夫人在行程中所记录的，几乎都是发生在男女老幼契约劳工身上的死亡。
在沙尔瑟特号的名契约苦力劳工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在航程中死于疾病和饮食匮乏。这艘船的死亡人数可能有些极端，但在年到年间，前往英属圭亚那的船只所载苦力劳工的死亡率为10.9%。到19世纪70年代，这一数字已降至2%~3%。
在穿越半个世界到异国他乡充满敌意的土地上，在契约之下从事折腰断背的艰辛工作；在操持不同的语言、吃着奇怪的食物、崇拜不同的神、践行不同的社会习俗的陌生人中，来自南亚的契约劳工每天都在挣扎求生。契约劳工通常被束缚在契约上达5年之久，每日工作9~10个小时，每周工作6日。
契约同时规定他们每天应得的工资在16~24美分之间，还包括返程船票、免费住房、医疗照顾，以及一定的食物配给。现实中这些契约条款往往不能兑现。例如，在一些殖民地，比如特立尼达和英属圭亚那，在合同到期后，苦力劳工仍需额外工作5年，才能得以返乡。
整个契约制度都是非人道的，一些第一批到达英属圭亚那的工人受到严酷的残暴对待，就像被他们替换的非洲奴隶一样。第一份来自英属圭亚那的报告描述了这种毫无缓和的惨状和绝望的痛苦的情形。在整个19世纪，在英属圭亚那工作的契约劳工，死亡率几乎达到25%。
19世纪契约劳工的工作到底有多苦？
在几十年里，南亚的契约劳工成为西印度群岛制糖业的关键。到19世纪年，在英属圭亚那的甘蔗种植园中，他们超过劳动力的80%，制糖工人和印度人在英属圭亚那和特立尼达成为同义词。
在甘蔗种植园工作的劳工，根据性别、年龄、能力和经验进行分工。男性劳工承担了最沉重、最艰难的工作，如收割甘蔗。他们有时与自由的黑人一起工作，这些自由黑人也承担最繁重的体力劳动。单调和艰辛的劳作是常态。雅涵吉尔·卡恩在英属圭亚那罗斯霍尔的种植园抗议其监工道：先生，我们不是辛苦工作的驴，我们需要休息时间。
女性劳工也和男性劳工一样在地里工作数个小时，即使在怀孕的晚期，她们也会继续工作。她们挣得比男性少，且被排斥在种植园的高薪和高地位的工作职位之外。当她们在田间地头的工作结束时，其烦琐的家务工作便随之开始：做饭、打扫、照顾自家的男人和孩子。这样的双重职责意味着她们常常天不亮就得起床，一直辛苦工作到深夜。
就像非洲奴隶一样，南亚契约劳工如被法规认定为工作怠慢或拒绝工作、旷工、开小差、流浪、工作迟缓或出差错，都将受到严厉惩罚。一些种植园的监工曾洋洋自得地说，劳工们要么在工作，医院，要么在监狱。劳动条例对损坏、破坏或丢失农场的工具和设备的行为也有处罚。劳工们被限定在特定的种植园中，不能随意更换雇主。惩罚涉及体罚、监禁和扣留，以及没收允许契约劳工在种植园范围之外的地方旅行的通行证。
如果说这种处罚以及社会和纪律控制制度是奴隶制的遗产，那么种植园主对于判断虐待和不平等状况的种族主义态度也是如此。在种植园主的眼中，契约劳工就是最廉价的劳动力。契约劳工往往继承了以往奴隶留下的旧房舍，这些房舍缺乏厕所，屋顶漏水，通风不畅，排水不通。殖民当局和种植园管理人员则称，这种糟糕的住房条件要比普通印度村庄的住房条件好上许多。
南亚的劳工因其所谓的卑屈而被征召，而事实证明他们是相当激进的。罢工、大规模游行、暴力示威、大规模的逃亡，以及有组织的停工在西印度群岛契约劳工制度的年岁里时有发生。通常，这些抗议活动是零星的、小规模的，而且很快就被镇压了。但偶尔也会发生工人领导的较大规模骚乱和罢工事件，并蔓延到多个种植园。例如，在年至年间，就发生了次罢工，年至年间又发生了起罢工。
尽管契约劳工制度的目的是暂时把南亚劳工带到西印度群岛，然后把他们送回家乡，然后再换一群新的劳工，但其中绝大多数劳工选择了留下来。有些劳工由于没有获得他们所希望的财富和富足，不希望灰头土脸地返回故里。另一些人则与不同种姓的人结婚，并认为这种结合不会在他们的故乡被接纳。在契约结束后，更多的人试图在这些岛屿上寻找经济机会。他们自愿再次成为契约工，年限有2年、3年或4年。另一些人则受雇为工资劳动者，或者成为土地所有者。
到年，在特立尼达和英属圭亚那，南亚契约劳工人口分别占到33%和42%。他们取代非洲人成为岛上人口的最大组成部分，同时改变了加勒比海地区日常生活的结构，成为那里的卡拉罗社会的一部分。一个规模不大的中产阶级群体也逐渐形成，而围绕南亚人的福利和权利的社会激进活动变得更加明显。
其中的一些激进活动以废除整个契约劳工制度为中心。自一开始，就一直存在批评契约劳工制度的声音。但从年到一战爆发，南亚、英国和其他遭受契约劳工苦难的地方，反对这一制度的声音日涨。南亚人在世界范围内面临的歧视，与印度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困境联系在一起。年，印度官员G.K.戈克雷宣布契约劳工是对印度人民的侮辱，任何容忍它的国家，都在对文明进行一种严重的玷污。
英帝国为这一契约劳工制度进行了辩护，但由印度总督查尔斯·哈丁领导的印度殖民政府则有不同看法。他将这个制度描述为虽与某种形式的奴隶制不同，但差别很小，他认为印度政府没有义务为殖民地提供苦力劳工，他强烈要求彻底废除这一契约劳工制度。年，印度政府完全终止了劳工移民至海外。到年，整个契约劳工制度被废除，未到期的劳工契约被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