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研读：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起因和经济有关系吗？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缘起毋庸置疑，英国是世界史上第一代全球性大国。读英国或者西欧历史会给人强烈的跳跃感，颇有穿越的感觉。如果可以站在年的伦敦，那么，即使英国击溃了西班牙无敌舰队，你也不可能看出这个国家将在接下来的百年中引领世界，成为新一代日不落帝国。
约翰·克拉潘在那本不朽的《简明不列颠经济史》中为我们阐明了英国最发达的呢绒和亚麻布纺织业究竟是何景象——手工业工场分布在广袤的“农村”，所谓“工场手工业”就是这个时期的英国纺织业。这个时候英格兰和苏格兰全部人口加在一起不过多万。年前后，伦敦只有15万人，当时，一个人口过万或者人口超过的地方就是大城市了。
反观中国，早在宋徽宗在位期间，汴梁就已经是人口高达百万量级的城市了。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天下有户二千八十八万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万四千七百八十四……”众所周知，有人才有市场，才有生产力，才有一切！按*金价格计算，宋真宗天禧五年（年），北宋财*收入达到贯，约折合7.5亿克*金，折合人民币亿元左右，如果考虑当时*金生产能力与今天的差异和当时的人口基数，那么这个数字远高于亿元。
在一系列数据面前，我们甚至不需要经济学常识就能判断中国宋朝较几百年后的大英帝国更具备活力。历史只有一件事永远真实：这里不存在假设。中国宋朝终究没能演进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在经济史学界被称为“李约瑟难题”，很多人用很多种方式试图对“李约瑟难题”进行解释，至今没有一个被各方接受的结论。
很多问题也许永远没有答案，只有现实，我们也只能顺着金融的逻辑剖析历史长河中的点滴浪花。历史是真实存在的，如同人生没有重新来过的机会。体会到这一点，就会发现，无论人生还是历史，有时候都是痛苦的。
资产阶级革命前夜的英国，英伦大地并不富裕，陷入窘境的不仅仅是普通人，还有王室和贵族。连年不断的战争耗尽了王室财富，—年，短短80年间，英国王室被迫卖掉了3/4的土地。—年，都铎王朝的最后10年，英国通货膨胀率较几十年前上升了3~4倍，要知道，在近代之前的西欧史中，通货膨胀是极为罕见的。在任何时代，社会阶层向上的通道都不可能真正关闭，此时的英国，唯一处于上升态势的只有新兴资产阶级。
很遗憾，所谓新兴资产阶级并非影视剧中的商业巨子或大亨巨富，更不是托拉斯般的巨无霸，他们中大多是最普通的中小工商业者，甚至有人出身农奴。阶层跃迁历来都是引人入胜的话题，每次读到这些故事，我想到的最多的是现在的小微企业：一国经济的真正实力不在于有多少世界强企业和巨无霸，而在于小微企业的存在。芸芸众生、万家灯火才是真正的俗世，只有小微企业有机会成为巨无霸，一个国家才会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梁启超说：“少年强则国强。”我说：“小微强则国更强。”
让我们继续看这个时期的英国。尽管英国即将走向世界历史的前列，但此时的斯图亚特王朝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英国王室在欧洲本来就属于“贫困户”，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时期（—年），英西战争、登基大典等耗费了大量财富，詹姆士一世如此评价当时的窘境：我知道国家肩负沉重的负担已持续20年甚至更多年了，它正变得日益贫困。还有什么比一个*府能得到支持，一个君王能够支付得起为保卫和平与安宁所必需的（战争）费用更好的事情呢？
如果没有一个特别的办法来增加*府的收入，那么*府必将面临毁灭的境地！站在历史大峡谷的缝隙之上，国王詹姆士一世却没有任何感觉，他确实找到了一个特别的办法增加*府收入，确切地说是增加*府现金流，那就是借钱。简单来说，詹姆士一世的一生是借钱的一生，用各种方法借钱，不择手段地向国民借钱（请注意，不是征税，就是单纯借钱）。
詹姆士一世活着的时候借钱借到天昏地暗，花钱也花到天昏地暗，此君死于年，把烂账留给了子孙后代。在任何时代，任何人借钱都要有限度，无论个人还是国王，超量透支信用都不是一件好事，何况詹姆士一世经常借钱不还。有部电视剧名叫《三生三世枕上书》，有时候信誉透支的恶果也需要还三生三世，王室也不例外。替詹姆士一世还钱的人则是查理一世和詹姆士二世，还钱的代价是两次改写世界史的革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光荣革命。
如果詹姆士一世看到身后事，不知道他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会不会后悔。詹姆士二世和光荣革命要等一等才说，先说说查理一世与世界上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查理一世在英国史、欧洲史乃至世界史上的名声都可谓如雷贯耳，不仅因为他在位期间爆发了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还因为他是一位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被砍掉了脑袋的国王。
当然，年，查理一世在登上王位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会有断头的命运，他只知道自己在英国国内已经很难借到钱，国内利率有时甚至飙升至30%。在利率如此高的环境下，王室主要收入只有领地地租、英国贵族捐赠和关税（包税制）等，而支出却要对付全英国的烂摊子。
“英明”的国王想到了另一个途径——宗教收入，由此激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宗教之争，其巨大的冲击力彻底改变了英国社会。17世纪初的英国，经济困窘并不是最糟糕的景象，最糟糕的是无处不在的宗教之争。当时，英国国教与清教（属于加尔文宗）之间存在激烈的冲突：清教徒认为，只需要自己承认信仰上帝就可以独自与上帝“沟通”，这一点有些类似于佛教中的“禅”；相比之下，英国当时的国教教徒认为自己没有资格与上帝沟通，需要依靠主教主持的很多繁缛的仪式。当然，主教做这么多事肯定不是免费的，教徒必须为此支付很高的费用。
宗教之争最后一定可以归结到经济原因，最大的原因就是国王的钱包。英国国教不承认教皇，英国国王是英国最高宗教领袖，教徒为教会支付的费用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税收。信仰上帝需要钱吗？国王可以把信仰当作税收吗？关于这场宗教之争，历史文献中的各方观点已达成共识：清教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国教代表王室与封建贵族；清教与国教之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进步势力与落后势力的斗争。
关于这种争论，马克斯·韦伯更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了一个惊人论断：清教思维有利于新兴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发展，清教徒认为上帝只垂青有成绩的人，赚钱本身就是此岸的责任；既能赚钱又能得到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