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quo我和潘先生的故事rdqu [复制链接]

GOODMEMORIES

英伦之缘

潘先生百岁华诞暨从教85周年之际，回顾从有缘与先生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至如今，30多年过去了，有太多的故事在脑海中闪过。在这短短的篇幅中，仅仅集中一个焦点，从与先生的英伦之缘的角度，折射先生的高膽远瞩的国际视野，并与大家分享一些先生到访英国母校的片段细节。

加的夫之行结缘

我相信缘分。我和潘先生的不解之缘始于年先生的加的夫之行。从此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拉开了我30多年从事国际教育交流生涯的序幕。

年5月潘先生（右6）访问英国加的夫大学学院

年，我幸运地赶上了文革后第一次全国恢复高考，于年春季入读厦大中文系。当时心里有个隐约的目标，将来要从事国际交流。並告诫自己，当机会到来的时候，自己要有能力才能把握机会。我在大学期间，加倍努力学习，培养提高自己的能力，在读好中文课程外，利用绝大部分课余时间和所有的寒暑假学习英语。年2月，我毕业留校，在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组任助教，有幸与系主任郑朝宗教授合作，为中文系高年级学生开设专业英语课。同时报名参加厦大教务处师资科主办的青年教师英语培训班，与经济系的吳世农、化学系的郭祥群、袁东星等一起，成了首批学员。经过一年多学习培训，年5月，我和英语培训班的其他几位学员一起到上海参加纸质托福考试，获得分的好成绩。

兴许是机缘巧合，同样在年5月，应加的夫市*府邀请，厦大付校长潘懋元教授在厦大外办主任钟兴国陪同下，随厦门市*府代表团，访问英国加的夫市、南威尔士和伦敦等地。访问期间，厦门市和加的夫市的代表签定了友好协议。厦门市和加的夫市成为中英第一对友好姊妹城市。代表团访问威尔士大学加的夫大学学院（即现在的加的夫大学）时，院长贝文教授向先生提出，希望厦门大学派出两名老师帮助他们成立中国研究中心，以促进两个友好城市的友好往来和中英文化交流。回国后，先生就着手安排相关部门和院系选派2名教师去加的夫。我有幸成了两位幸运儿之一。如今37年过去了，先生对当年的选派细节还记忆犹新。在今年和去年的新年家庭派对上，他几次回忆说，“当时他们（指加的夫大学学院）要我们派2个人去，一个去教经济，这个好办。另一个去教中国文化。我想，这个怎么办呢？中文系老师懂中国文化的没问题，但又要英文好，能用英语来讲中国文化，就比较难了。后来呢，我找了当时中文系系主任郑朝宗。他说，‘有呀，有这么一个人。’指的就是（方晓）”。他用手指了指我，接着笑着对我说，“所以说，是郑朝宗推荐你，不是我推荐你”。

年5月，教务处师资科科长肖丽娟告诉我，学校准备派我去加的夫。她建议我去找一下潘副校长。一天上午11点半过后，我守在芙蓉三和勤业斋之间的路口，等候先生下班回家，因为那是先生下班回东村家的必经之路。记得，在厦大读书时，潘副校长曾给我们77级中文系专门作过一次报告，所以对他的身影，我已经很熟悉。不一会儿，我看到先生从远处走来，手上拎着一个公文包。我迎上前去，主动自我介绍。他高兴地说，“哦，你就是方晓啊。学校要派两位老师去英国，郑朝宗向我推荐了你。你们呢，去的任务主要是帮助他们成立一个中国研究中心，传播中国文化，加强两国的文化交流。另外呢，希望你们去英国后有机会多学习”。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向先生讨教，我们站在路口聊了大约20多分钟。他叮嘱我，走以前要做好准备工作，抽时间去海外函授学院找一些对外汉语等教材资料。在先生的指导下，我去海外函授学院找了林去病和姚慈心等老师，向他们讨教并索取了一些教材，为出国做了充分的行前准备。年10月28日，经厦门大学批准由国家教委专家处正式委派，我同外文系的*炎林老师一起到英国加的夫大学学院任访问讲师，任期3年。从此开启了我从事国际教育文化交流的生涯。如先生所说，我们的任务是帮助加的夫大学学院成立中国研究中心，其宗旨和20年后的孔子学院有点相似，旨在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英经济文化交流。所不同的是，当时的加的夫大学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主要由当地市*府和商会支持。

经过半年的筹备，我们开始挂牌开张。*炎林老师主要负责开讲《中国经济》，并帮助当地商人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我负责开讲《汉语》和《中国文化》，包括中国历史、太极拳、保健操和针灸按摩示范等。赴英前先生叮嘱我到厦大海外教育学院搬来的《对外汉语》教材等书籍派上了用场，真可谓现买现卖。我们在当地积极开展各种友好活功，与当地民间组织，如威中友好协会，以及加的夫市*府、加的夫和南威尔士商会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促进了中英双方友好往来。年，中国驻伦敦大使胡定一和夫人谢恒到访加的夫市，在加的夫市市长和夫人陪同下，为中国研究中心正式剪彩。

在加的夫工作期间，我谨记先生的嘱咐，利用在国外的机会多学习。中国研究中心属加的夫大学学院的教育学院院长泰勃教授领导。年，我向泰勒教授提出申请，希望在他的指导下攻读在职教育硕士学位，他欣然同意。于是我成了他的第个弟子，而且是关门弟子。我利用寒暑假和所有的业余时间，从事教育研究。年2月，顺利通过论文荅辩后回国。年夏天，我收到了加的夫大学学院寄来的威尔士大学加的夫大学学院教育硕士学位证书。

我们任满回国后，厦门大学又先后派出了外文系的林纪熙、钟君玲、刘凯芳、傅似逸等老师，相继到加的夫大学学院中国硏究中心工作，为厦门大学与后来的加的夫大学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打下良好基础。不久，加的夫大学成了厦门大学在英国的第一个友好姊妹大学。年11月，加的夫大学与厦门大学合作，成立了加的夫大学孔子学院。说来也巧，如今的加的夫大学孔子学院正坐落在当年中国研究中心旧址的隔壁。可以说，先生的加的夫之行，为拓展厦大与英国高校的友好合作关系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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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所任教“续缘”

我回国后应先生邀请，于年从厦大新闻系调到厦大高等教育硏究所任讲师。继续了与先生所结下的加的夫之缘。先生对青年教师的培养方法是因人而异，发挥每个人的特长，放手委以重任。先生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为厦大高教所的《清洁高等教育系列丛书》编辑2本书。一本是《留学教育文集》，由我为主编，魏贻通和陈武元为付主编。还有一本是《高等教育论文集》，先生为主编，我帮他编辑。先生给我的时间很短，只有3个月。《高等教育论文集》还好办，收集的多是厦大同事的硏究成果，近水楼台先得月，看得见，摸得着。而留学教育文集则不那么简单。当时国内关于留学的硏究尚在起步中，主要选用国际上的研究成果。根据先生的提议，我与美国著名专家菲力蒲?G?阿尔特巴赫教授取得直接联系，收集了他的关于留学教育的研究成果，並获翻译出版权，将其翻译成中文。此外，阿尔特巴赫教授还帮我们征得一些国外同行的同意，收集了其他一些有代表性的相关论文，并获翻译出版权。由于时间紧，我只能日夜加班，同时交叉编缉两书。在高教所老师和研究生们的共同努力下，按时在3个月内顺利地完成了先生交给的编缉任务。后来，这两本书均由厦大出版社出版，並先后获福建省高等教育丛书二等奖。接着，先生又让我在魏贻通、陈武元、谢作栩等同事的协助下，主持编辑《外国高等教育资料》。虽然时间不长，却对我后来在英国担任国际刊物“TeachinginHigherEducation”(《高教教学》)9年的编委工作打下一定基础。

我在高教所工作期间，最大的收获就是有机会在先生的近旁学习他的高等教育理论。无论是先生在周一高教所例会所作的报告与小结，还是周六在他的东村小别墅沙龙上启发大家思考的问题，都对我起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编书和编刋物之余，我常获准旁听先生给硏究生上《高等教育理论》课。有时还借汇报工作之由，开小灶与先生探讨些高教热门话题，特别是对成人教育和私立教育的思考。先生的教育外部关系规律和教育内部关系规律的论述对我影响尤深。受先生的影响，我对当时较少有人问津的成人高教，尤其是民办成人高教这一领域，特感兴趣。先生特别重视实地调硏考察，重视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回到实践。受他的影响，每当我完成先生交给的编辑任务之后，就会向他提出申请，让我利用间隙时间外出作些实地调研和考察。先生总是有求必应。在先生鼓励下，我曾多次参加福建省和全国成人高等教育理论硏讨会。同时还自费到北京等地作关于成人高教和社会力量办学的调研。每次外出调研回来，我都向先生汇报了实地考察的体会与收获、问题与思考。每次先生都怀着极大的兴趣，听取我的考察汇报，并就相关的问题进行探讨，让我作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在厦大高教所，我充其量不过是先生的助手和旁听生，却能备受先生的关爱，倍感荣幸。记得有一次在东村别墅的周末沙龙上，有人开玩笑说先生偏心，无论方晓想去哪里做什么，先生都同意。先生一边猛猛吸了一口烟，停了一下，把嘴一张，冒出一口烟来，一边笑着说：“对人的管理有两种，一般的管理只是过程管理，而高级的管理是结果管理。我对方晓的管理是结果管理。你们如果可以在三个月内编两本书出来，你们想去哪里，我一定批准”。偏心的前题是自律。听了这番话，大家都会心地笑了。

在高教所工作期间，我先后两次申请自费到英国短期访学。分别是年到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和年到威尔士加的夫大学学院进行短期访学，並参加在芬兰举办的国际成人教育研讨会。重点考察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官方和半官方职业教育机构及成人教育和职业培训机构，包括大学和学院的成人教育系和社区的培训中心，为后来到谢菲尔德大学的博士研究，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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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菲尔德攻博“传缘”

年，我被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录取，並荣获全英仅名的英国大学校长海外研究学生全额奖学金。在加的夫大学学院的在职硕士硏究、在厦大高教所3年多的研究与学习，尤其是接受先生的高等教育理论的熏陶和影响，以及近年对中英成人教育领域的初步调研与考察，都构成了我的博士研究的优势。我自定的博士研究题目为“下海：社会*治经济的发展，对中国和英国的成人的教育与培训的关系：以香港作比较。（～）”。行前，我向先生汇报了我的研究方向与思路，先生很满意，并提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我向先生提议，如果谢菲尔德大学同意的话，或许可以争取联合培养，请先生做我的中国导师。先生欣然同意。谴憾的是，谢菲尔德大学和中国博士培养制度不同，提议也就没了下文。但先生的高等教育理论，尤其是教育外部关系规律和内部关系规律的理论，却潜移默化自始至终地体现在我的整个博士研究过程中。

年10月，我正式到谢菲尔德大学报到注册。我在加的夫大学学院所获得的教育硕士是硏究硕士，等同于哲学硕士，也就是英国博士研究的第一阶段。按规定可以免修学分，注册后可直接进入论文阶段，不用上课修学分。加之，我有备而来，硏究进展得非常顺利。在注册后的第一星期就胸有成竹，用一张全开纸勾画了整个研究的详尽线路图。与导师讨论后，当场通过了研究题目和大纲。由于目标明确，思路缜密，在三年的硏究过程中，按照线路图，一步一个脚印，一环紧扣一环，没做过任何方向性的变动。随后，又仅用2周时间，做完了其他同学通常需要好几个月才能完成的文献回顾。到第四周，就开始与导师讨论实地访谈名单和访谈大纲。从第七周开始，就借着与潘先生一起参加在香港举办的“持续教育国际会议”的机会，根据事先列出的名单与问题，在香港和中国内地进行实地访谈硏究。

紧接着，在英国又访谈了包括前英国教育与培训大臣在内的各种教育机构的不同层次的决策者和管理者。导师看到我精心安排的访谈名单，加上实地研究进展顺利，夸我是“QueenofNetwork(网络女王)”。从第二年开始，我就一边征求被访者确认并同意使用访谈笔录，一边着手撰写论文初稿。在3年内，按时完成了博士硏究。

年陪同导师比尔·汉普顿教授到厦大讲学，拜访潘先生

经过3年的硏究发现，在英国，从年撒彻尔上台执*到年保守*下台，随着英国经济体制进一步去国有化，推进市场化，成人的教育与培训，包括高等教育，其管理模式也从原来的偏向于学术型方向往市场型方向发展。在中国，从年三中全会召开至年，中国从原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成人的教育和培训管理模式也从原来的计划型模式往偏向于市场型模式方向发展。在香港，年至年，从准备回归至回归祖国，继续保持其市场经济，成人的教育与培训也相应地保持其市场型管理模式。然而，根据教育自身的内部规律，成人的教育与培训不可能完全市场化。一方面要保证自身的教育质量和学术特性，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从长远国家利益需求出发而制定的计划性依旧不可能完全被取代。我将先生的高等教育学理论应用于我的博士研究，传播到国外，与同行分享，所以称之为“传缘”。

年5月24日被授予谢菲尔德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年7月回厦向潘先生汇报博士论文成果

年初，我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于当年5月24日举行的谢菲尔德大学学位庆典上被授予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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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应聘“回缘”

年9月我接受了英国赫尔大学聘请，准备出任赫尔大学助理教务长和高级国际顾问。此时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潘懋元教授介绍给世界，推动国际高等教育交流。同年10月，我在等侯英国工作许可证审批期间，应先生邀请，陪同赫尔大学常务副校长罗伯特?哈利斯教授访问厦大高教所，做一场关于英国高等教育的讲座。作为国际刊物《高教教学》的编缉，哈利斯教授与先生就高等教育的许多问题进行认真的交流与探讨。回校后，他在给大卫·迪克斯校长的访问报告中对先生在中国高等教育理论与实线的研究所作的贡献予以很高的评价。这是赫尔大学对先生的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