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治疗北京哪家医院好 http://m.39.net/pf/bdfyy/年，英国BBC电视台拍摄了记录片《7Up》，导演选择了14个不同阶层的孩子进行跟踪拍摄，每七年记录一次。最近的一部是年拍摄的《56UP》。纪录片印证了导演最初的推测：阶层固化难以逾越，换成中国的语境，就是“寒门难出贵子”。著名人类学家保罗·威利斯在他的名著《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一书中用民族志研究方法分析了工人阶级如何复制自身阶级身份，为当今中国的阶层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学做工
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
作者:[英]保罗·威利斯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原作名
earningtoLabour:HowWorkingClassKidsGetWorkingClassJobs
译者:秘舒/凌旻华
出版年:-3
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
ISBN:9----8
关于本书
《跳出我天地》剧照
《跳出我天地》里，比利·艾略特的工人父亲坚持认为男孩子应该学拳击，而不是跳芭蕾；《光猪六壮士》里，下岗的工人们告别钢筋水泥，在聚光灯下跳起脱衣舞却收到了意外的喜剧效果.....
啤酒、烟草、男性气概的业余爱好、幽默但粗野的对话.....是电影给我们展示的英国工人掠影。
而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的保罗·威利斯教授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通过展现一个工业城镇里12个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男孩从毕业前18个月到工作后半年这段时期内的学习生活经历，向我们解释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子弟为何选择继承父业——这就是《学做工》一书所呈现给我们的精彩内容。
年3月，《学做工》这本20世纪社会学、人类学和教育学的经典著作，终于由译林出版社推出中文版，威利斯先生也将首次和中国的读者见面。
本书是20世纪社会学、人类学和教育学的经典著作之一。第一部分是生动通俗的民族志的深度描写，第二部分是精辟透彻的理论分析，向我们解释了工人积极子弟之所以继承父业，不仅是社会结构性因素再生产的结果，更是他们对学校主流文化做出反叛的一种反讽新文化生产的结果。中文本还收录了作者于年所做的访谈，以及专门为中国读者写的序言，有助于读者从一个比较历史的角度理解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青少年教育和失业问题。
关于作者
保罗·威利斯，曾任英国基尔大学管理学院社会/文化民族志教授，现执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是《民族志》期刊创始人兼高级编辑。年出版《学做工》，奠定了他在民族志、教育社会学/人类学领域“突破性”人物的历史地位；年出版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完成的博士论文《世俗文化》；年出版《大众文化》；年出版《民族志的想象力》，讨论如何用民族志如实展现“活生生的日常文化”。
中心与边缘：保罗?威利斯访谈（节选）
年到年，保罗?威利斯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在那里，他于年发表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世俗文化》（ProfaneCulture），研究的是嬉皮士和摩托骑士的亚文化。他最有名的著作是年出版的《学做工》，这是一项具有突破性的民族志研究，讨论的是英国一间教室里的工人阶级男性气概的形塑。他还在青年*策领域集中发表了大量著述（;Willisetal.;Willisetal.）。他最近的著作是年出版的《民族志的想象力》（TheEthnographicImagination）。他还是《民族志》（Ethnography）杂志的创始人兼高级编辑。
作为人类学的学者，我们做这次访谈的动力主要是一种非学科性的好奇心。英国人类学曾对“它”的方法论在同源学科内表现出一种刻意的忽视，但是后来转向了一种*治化的运用。是什么导致了这种转变？为什么一系列起始于伯明翰大学文科大楼外面一座灰皮活动小屋的辩论，至今仍被当作传奇而为人津津乐道？这个访谈有助于我们回答这两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历史感，让我们知道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在研究出版工作之外的日常行*和学术活动。人们很少承认的是，“中心”内进行的教学活动，比如研究生主导的、相互协助的工作环境，实际上构成了日后理论创新的前导。要教室里的权力关系和学习的*治依旧被当作是学术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东西，这种情况就不太可能改变，即有一些工作就是不太容易获得承认。
伯明翰大学
我们于年5月在保罗?威利斯的家乡伍尔弗汉普顿市与他交谈了一整天。那个地方被称为“黑郡”，作为工业革命的摇篮，它继承了“黑乎乎”的传统，故得此名。你现在看到的这份合力完成的文稿，正是来自于我们那天范围广泛的谈话。那些话题既有（通过对形塑地方*府*策的可能性的乐观讨论而展开的）对他自己生活故事的个人反思，也有对人类学和学术界当代趋势的一些尖锐评论。我们按照三个大主题对这次谈话的内容进行了编辑和归类：“童年和教育”、“教学和研究”、“民族志和理论”。保罗最近经常将自己描绘成一个“知识上的破坏者”，而在这次对话中，我们也能不时感受到他自己打破偶像的气魄。不过，这种打破偶像的行动在他那里是一以贯之的。不管知识界的时尚如何变幻，他始终坚持一种人文创造力的模式，同时承诺要将理论与*策和实践联系在一起——他为充实的学术生涯树立了一个勇敢的典范。
童年和教育
在学校的日子
顺着《学做工》这个例子，我们能不能从你自己的童年和学校经历开始（我们的谈话）？这段经历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你后来的职业和知识生涯？
我于年出生在伍尔弗汉普顿市，也就是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这是英国中部的一个工业城市，离伯明翰不远。我猜我的文化背景应该是工人阶级的，也许有一点点布尔乔亚。我的父亲是一个木匠，后来成了一个“总工头”，也就是建筑检查员，为地方当局工作。再后来，他创办了自己的小房地产生意。
我非常小的时候，九岁，我的母亲就去世了。我的父亲就像是一台令人难以置信的发动机，他有能力、干劲和责任：一个单身父亲照顾两个孩子，也就是我和我的哥哥（他比我大四岁）；而且还在生活中获得了经济上的成功。除了不是核心家庭这个缺憾，我们的关系非常亲近，是一种非常有男性气概的氛围和关系。对他的家庭，我的父亲雄心勃勃（“我做的都是为威利斯家好”）；而且他对那种经典的“底层现代主义”持乐观态度，也就是说，“通过科学和劳动的力量，什么事情都会越变越好”，他用这样的理性思想来看待生活。虽然希望孩子在学业上有出息，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在母亲去世后不久就强迫我们跟他一起到建筑工地上劳动。“强迫”这个词不对，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期望。家里的气氛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典型情绪：期望值在升高，那种控制自然、控制世界、控制你自己的未来的感觉与日俱增——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就是一种非常强调男性气概的感觉。在学校也是这样，运用理性和实际就是一切。……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活动全部都是实际的和科学的，在任何事情上我们都被鼓励去努力奋斗，不仅仅是在学校。
我上的是一所男女同校的“文法学校”。那个时候实行的是“11+考试”，也就是从所有十一岁的孩子里选拨15%左右的人去上精英性的文法学校。我的父亲对我选择文法学校和相对精英的教育很支持。他觉得这都在计划之中[笑]，事情进展得很完美。所以，我的背景是什么呢？一种很特殊版本的上进心：一个典型的霍加特式的“助学金男孩”的故事，即通过文法学校体系被选拔去接受好的精英教育。事实上，我是我所在的文法学校里唯一一个后来到剑桥念书的学生。
这段经历有没有让你——用《学做工》中那帮“家伙们”的话来说就是——成为一个“书呆子”？
20世纪英国工人
回过头来看，很清楚的是，我必须在一种逆境中发奋图强。那个学校非常强调成绩和操行，但是与此同时，那所学校的绝大多数学生都是工人阶级子弟。那里的文化是粗犷的，极少数学习努力的孩子和不那么刻苦的孩子之间泾渭分明。我在学校常常感到害怕。当法语老师点我的名，强迫我用法语说话的时候，我觉得很尴尬，我就觉得我不能这么做，不然就会受到老师和其他同学的嘲笑。这让我一生都没学到多种语言。我常常哆哆嗦嗦地躲在课桌后面，心想下一个会不会点到我啊？
后来我喜欢上了学校，或者说至少我觉得能搞定。这一部分是因为体育，尤其是英式橄榄球赛。学校那个时候已经由英式足球转向了英式橄榄球，试图提升它的形象，看上去就像是一个高贵的“公学”（英国对私立学校的称呼）。我长得人高马大，是运动型的，总之，强壮的那种，于是在只有十五岁的时候就被选入了第一梯队。当时这还不太寻常，与一帮十八岁的男生一起比赛，在年龄上差距还很大。感觉那就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尤其是我们严厉、专横和令人生畏的体育老师，琼斯先生，突然以昵称“威尔”喊我的时候。但是，对其他老师来说，你只是“威利斯”。但是突然之间，很显然由于你出奇地被选拔到了第一梯队，在同学面前，在女孩子和女士们面前，人们就开始对我说：“威尔，周六见哦！”我成了同龄男孩子中的男子汉。我想，体育尤其是需要身体接触的体育运动，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舞台，在那里，你能获得“亚文化”上的名声和学业上的名声。老师们买这个账。调皮捣蛋会被容忍，甚至会被看作是可以接受的具有男性气概的表现，这样的话，循规或者过于守规矩，都会被看作是女人气。在我的早期生涯中，英式橄榄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用来表达某种独立、健壮，（表明我）不是一个“书呆子”；但是这种方式又不会让我把学习成绩搞垮。
你当时决定专攻理料，要得高分？
在我整个学生生涯中，我的理科都学得很好，在O-level考试之后，我还得了一个学校的物理奖。很诡异的是，学校选择以奥玛?珈音的《鲁拜集》作为给我的奖品。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科学家也是橄榄球运动员，文科是女孩子学的。对诗歌和戏剧感兴趣绝对是娘娘腔。我记得很偶然，我的一位老姑妈去世了，我得到了一本拜伦的诗集，是一本很古老的维多利亚时期的装订本；她将这本书遗赠给我了，或者至少是传给我了。有一天晚上，父亲把书带了回来。那个时候我大概是十六岁左右，我就在睡觉前开始读。我记得我被浪漫的诗句彻底感动了，我在高中第一年度过一半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重大的危机，那个时候我在主攻物理、数学和化学。我物理学得很好，而且我觉得现在我仍然有一点点物理学家的影子；我喜欢那种精致、有效和清晰的推理过程。只是我没有那么感兴趣。与此同时，我真的被那些浪漫的诗句所触动，那些诗句就像是在跟我对话，触及我青春期的那些迷茫，以及我对自己身份的挣扎：我是一个肌肉发达的、玩橄榄球的科学家呢，还是一个在周末被父亲拉到建筑工地上干活儿的头角峥嵘的包工头呢？
或者是一个诗人？
嗯，是的，我当时试着去写诗。我必须夸赞一下我父亲：我向他解释了我的两难处境，他很开放，没有强迫我。他觉得这很诡异，他不知道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学校也不太喜欢（我这样）。不管怎么说，在向周围的人咨询了一圈并经历了某种家庭危机之后，我转到了文科：文学、历史和地理。这是一个很脆弱的决定：我本来可能很容易地就会想“我很蠢”，然后继续盯着物理和化学不放。你知道，我至少可以有一个不同的生命历程。但是，突然之间，我看上去适应得不错，在18个月之后，我的英语课就得了A，20个月之后，我就坐到剑桥的课堂里开始学习文学了。
剑桥
那是我父亲的错！在我得了A之后，他说：“你知道你会得到这些A，那么你为什么不去牛津或者剑桥呢？”但是我的学校没有去牛津、剑桥的传统，到今天这也要走一个非常特殊的路子，所以在年的夏天，我给牛津和剑桥的所有的学院都写了信，包括女子学院——因为我不知道哪个是哪个。我问那些学院，有没有机会在最后挤进来？牛津的圣彼得学院和剑桥的彼得豪斯学院在还剩四到五周的时间里录取了我。我选择了彼得豪斯。
剑桥大学彼得豪斯学院
剑桥令你感到震撼吗？
是的，我想是这样。它完全是突然的，那是我在剑桥的实际体验，在中心与边缘：保罗?威利期访谈知识层面上，我完全并且几乎立刻就让人感到失望。我很快意识到，我其实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不理解那些讲座，牛剑著名的导师体制对我不起作用。我很快就形成了一种印象，那就是导师们觉得我是一个从“黑郡”来的工人阶级的“野小子”，由于某些错误——也许是某种为失业者提供培训的项目或者类似的什么机会——才能来到这个地方瞎混。几周之内，低年级交谊厅的指南上出现了一则从一所老牛剑“公学”转来的笑话：“交谊厅这学期的情况显著恶化，因为来了一些看上去不能说纯正英语的人。”我很确信，这其实指的是我。到现在，我都不是特别清楚我怎么惹毛了彼得豪斯，那里一直是老派右翼保守*和辉格*历史学家的堡垒。到底是因为什么？我不知道。我也从来没问，我从不问这个。我很天真，不懂事地在一个老派的、充满特权思想的堡垒里徘徊，不仅仅是校园生活，而且很古怪，在课业上也这样，一个学期不到我就迷失了。
因为它的经院主义？
是的，然而那时我把这些归因为自己能力不足。我只是觉得没有能力。有了那个想法之后，我几乎是不可思议地发现，我再一次地站在了边缘。小组讨论和精读课把我曝光，对我来说完全是痛苦的来源。我们会找以前没见过的一首诗或一篇文学作品，然后你要对它做出评价，试着把它放到某个脉络中。那些“公学”的孩子们拥有的对文学深层次的历史理解、口语表达上的信心和优雅，让人感到害怕。事实上我只知道莎士比亚和浪漫主义诗歌。我甚至不能悠然地告诉你英语的时期、大致的阶段、流派、分类。这些完全超出了我的能力，更糟糕的是，我不敢开口。而且，我无法搞清楚这套讲座体系运转的节奏或原因。我就是无法把这些讲座与我每周要写的作业论文以及要上的精读课联系起来。我们再一次可以回到某种社会科学上的范畴以解释这种情况：我现在把当时遇到的所有困难，看作是我文化资本相对缺乏的表现。我曾经是一个到那里求学的话，现在我开始觉得，自己基本上就是一个笨蛋。
我第一学年得了个三流的排名，这很令我尴尬，因为我曾觉得自己应该在这里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暑假结束之后，我不想再回学校。我与老家和朋友们待在一起的时候感到更快乐。不过，我也跟文学死扛上了。这部分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项试图发展对他人已有的知识的工作，慢慢地，我的情况开始好转，最终我的学位是“下二等”我努力地跳出他们的包围，但是并不是特别清楚这些包围到底是什么。
正像以前一样，在社交活动中，橄榄球再一次拯救了我。我参加了学院的球队，成了“小圈子里的头”，甚至在校部也有影响，我家乡的地方媒体还做了报道，中学母校的演讲日上，这还被当做光荣事迹做了介绍。我当时还是倾向于回到伍尔弗汉普顿。我想念这里的喧闹、双层大巴和那种不自负高傲的氛围。我想念迪斯科。我想念在这里的各式各样的朋友，以及我的女朋友瓦尔——她后来成了我的第一任妻子。
你的朋友们在你从剑桥毕业后改变了对你的态度吗？
我不这么觉得，因为我最亲密的朋友也拿了助学金去读大学。我的密友们是典型的工人阶级的、从文法学校里挑选出来的、带有向上流动抱负的孩子，我今天还是会和他们中的许多人联系。同时，我留在这个地方的原因之一是我认识这里形形色色的人：通过我父亲认识的街坊邻居、抱负不是很大的中学朋友等等。在这些群体里面，人们觉得我变了，甚至到现在，还有人说我的口音变了，变得优雅起来，虽然我用的仍然是一种很明显的中部地区的语调。我从没有刻意去改变我的口音，但是我现在对此坦然接受，它就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伯明翰
你是怎么去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是什么促使你又去读研究生的？
我当时已经确定自己不是那种学术人才，于是有了走我父亲道路的想法：从工人阶级做到一名小商人。于是我申请了曼彻斯特商学院，得了一大笔奖学金。我在那里学会计学、运筹学和商业计划，还学工业社会学和工业社会心理学。我记得汤姆?勒普顿和一名心理学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突然之间，我成了聪明学生，又一次在班上名列前茅，感觉很棒。
我开始想，我要在社会科学里找一项专长。我在曼彻斯特得到一份奖学金去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但是由于我家乡的女朋友当时在伦敦读完了本科，我便申请读伦敦*治经济学院并获得了一份理学硕士的奖学金，专业是产业关系。我变得有点嬉皮，长发及肩，对“风云激荡的革命”感兴趣，我也对社会科学感兴趣，但是基本上把它看作是一种操纵的工具，用来告诉老板怎么控制工人——用一种更成熟和更聪明的方法。我开始对宽泛意义上的“文化”感兴趣，不仅仅是因为我身边那些在发酵的因素，而是在想是否可以为我重新被唤醒的学术能力找到符合我真实兴趣的调门。我不太清楚我是怎么找到伯明翰，还有那个新成立的致力于当代文化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实际上那个时候它有一个非常时髦的形象，嗯，反正对我来说是这样。也许是通过伦敦*治经济学院的员工，或者是通过在曼彻斯特的讲座吧。
所以当你开始在伯明翰的学业时，你是第一批学生？
斯图亚特?霍尔
是的。也许是第二批学生吧，总之是非常早的一批，一个刚具雏形的班。我没机会得奖学金。但是我还是去了，是斯图亚特?霍尔面试并接受了我。我成了一名自费的在职学生。我想做关于文化变迁、文化发展、针对旧式工作的文化反抗的严肃研究。虽然我很高兴又回到了伍尔弗汉普顿，但是我也很高兴地看到“中心”为我提供了一种跳出之前在伍尔弗汉普顿的阶级、文化限制和经历的方式，或者说，找到了一种与它们之间的新关系。在任何一本自传里都会有那种扮演积极角色的、扭转人生的事件，你在什么时间听到了什么。偶然事件能解释很多东西。消极的“躲避因素”也是这样。我只是不想找一份“合适的工作”。
我也被霍尔和他所强调的多学科深深吸引。“我对你是一名社会学家或者英国人或者管他什么身份不感兴趣，保罗。我真正感兴趣的是，你想研究青年文化和音乐，你想了解现在青年人怎么生活。”与之前我在好几所机构（包括剑桥）非常受限的经历相比，这就像是一种解放。
“中心”里的学生和教职工的工作文化是什么样子的呢？你的同学和你的导师哪个更重要？
第一年，也就是年到年，我实际上是理查德?霍加特的学生。然后他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是一个非常忙的人，我们的第一次正式交谈是在午饭时间。我记得他说——我想是在打饭的队伍里——“保罗，把你自己沉浸在无为的因素里很重要，不要急着很快地投入到什么事情中。除非你觉得非常困惑了，否则你不可能组装出什么新东西。所以我不会问你到底打算做什么，或者你的理论是什么。”这很好。济慈称之为“消极能力”，也就是能够生活在不确定中，但是仍然有方向感。我觉得在一份好的研究计划中，你知道，能够容忍混乱同时愿意追求连贯，保持那种状态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你明确知道你想要什么或者你打算去证明什么，那就去田野中寻找例证，把你总是知道的那些东西写下来。但是如果你愿意去承受迷惑和不解，你会感到没有方向、很困惑，但这也不一定是坏事，克服了就会得到真正的珍宝。当然，要是你一直感到困惑[笑]，那就糟了。但是到了某个阶段抓住一个新的话题，这才是关键。所以，对一个当时只有二十三岁的人来说，第一印象是：“把你自己沉浸在无为的因素中，保罗。不要定型……”
你当时必须论证你的方法或主题或工作风格的正当性吗？
不，一开始不需要。不对，我确实这么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当然是我是自费生，半工半读，要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在缴税之后分出来交学费。所以，与在剑桥、曼彻斯特、伦敦非常悠闲的、有奖学金保障的生活相比，我到“中心”的时候必须在四个不同的地方教书来支持我的学业。那个时候你能轻松地找到兼职的教学工作：我在阿斯顿大学教“传播学”、在伯明翰商业学院教“商务英语”、在汉兹沃斯科技学院教“二外英语”、在伍尔弗汉普顿学院教“通识教育”。我在复活节、暑假和周末的时候，还在冰淇凌货车上卖冰淇凌。我真的工作非常努力，不像那些全日制的学生一样整天在“中心”悠哉游哉。我在“中心”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我是一个当地的男生。我要开车从14英里之外的伍尔弗汉普顿到学校，而且考虑到我的生活情况和每天的社会交往类型，我并没有感到非常精英或特别。在“中心”的第二年，我结婚了，而且有了一个刚出生的孩子。所有的压力都来了。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像一个精英。我在剑桥做得不好，后来我成了一个有点像流浪汉、提着毛毡旅行袋的全日制学生。我必须非常有效地组织所有那些不同的教学工作，而且在自己的领域里要组织得非常实用。我并没有把全部的时间都放在“中心”。我只有在想去的时候才去，直接从别人尤其是斯图亚特?霍尔那里受益；或者当我不得不去的时候才去，比如在召开所谓的“理论研讨会”的时候。
教学和研究
《学做工》
你自己的作品——不管是关于嬉皮士的还是关于“家伙们”的——在“中心”的工作小组中反响如何？
年的保罗·威利斯
我自始至终都觉得，我的田野工作被他们看做是非科学的、人文的和相当主观的。我感到的一个明显的——有时候是私人性的——批评来自于马克思主义者对能动性和主体性的攻击，后者基本上是一个非常正统的主张，讲的是人文主义立场的不充分性。我觉得我必须证明自己的合理性，必须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在其他地方，你也许可以沿着人文的轨迹按照自己的想法走下去。但是在“中心”，通过夏季学期里的全体大会，你会感到人们试图把事情带回到某种一致的、集中的、批判性的文化研究的路数上去。不过我仍然觉得自己不属于那个阵营。
尽管如此，就我自己的工作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我所在的“中心”有一些集中的集体目标，但同时也给自主性的工作提供了空间。虽然“中心”里并没有一个真正强大的民族志传统，但这种自主性和（集体）目标的混合使我得以坚持下来。“中心”的陈述会上，人们向我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问题很尖锐，我无法回避。我处在边缘，要非常严肃地对待中心。
在这些批评四起的时候，你有没有为自己的项目做辩护？你有没有觉得你必须不停地为自己“化圆为方”的方式做辩护？
这么说吧，有人指责我以一种陈腐的或者没有经过理论化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做研究，而且我有点像是在没有陈述主要困惑的情况下就假设了答案。通过假设一种主体性和能动性，我是在大脑短路，故意忽视或者干脆就是不顾阿尔都塞关于询唤的观点。我的工作起步于这样一个假设，即“家伙们”是具有创造性的，而不是试图解释他们感觉到自己与所有相反的证据都格格不入这个难题。我觉得，把握住“创造性”才是我的主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