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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子琪编辑
黄月1
提起林语堂，人们总会想到他在《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中倡导的中国绅士风格与闲适自由的生活方式，比如他写中国人的闲暇时光是睡觉、喝茶和嚼小吃，追求“快快活活地过，舒舒服服地过”。在今日探访中国的写作者看来，林语堂仍是“珍视小情趣的生活艺术大师”，是为中国文明做注解的中国文化发言人。而还原到当年，林语堂却是不折不扣的跨文化写作者，他从小上的是教堂学校，大学读的是圣约翰大学，硕士和博士分别毕业于哈佛大学与莱比锡大学，长久穿梭于中西文化之间，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贡献在于翻译且发明了“幽默”一词。
幽默是怎么来的？在年《晨报》的一篇文章里，林语堂首次提到了“幽默”这个词。他认为，幽默是中国文学史上及今日文学界的最大一缺憾，中国作家做道学先生太久了，生活十分枯燥无聊，不知道放松消遣，在文学上也不知道运用和欣赏幽默。进入30年代之后，借由《论语》杂志的刊行，以及讽刺作家萧伯纳访华，幽默成为了文坛最为重要的现象之一。在加拿大UBC亚洲系教授雷勤风的著作《大不敬的年代：近代中国新笑史》中，他将与林语堂相关的一节称为“TheInventionofHumor”，中文译为“幽默年”。
然而，幽默问题远比单纯的好笑、诙谐要为复杂。在年代，它不仅仅涉及写作或生活风格，也与一系列严肃的社会、政治与阶级论争紧密相关。林语堂与左翼作家的论争令人尤其印象深刻。林系杂志《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推崇幽默、闲适与性灵，而彼时的左翼作家认为国难当头，人人自危，普通民众根本没有余裕幽默，讲幽默就是在讲优越感，就是有钱有闲人的自卖自夸。这一分歧背后的核心问题在于：在紧迫的时刻，人还应不应当有发笑的权利？
林语堂的故友鲁迅此时也站在与他向对立的立场上。在私人信件中，鲁迅说，幽默本非中国的东西，而且上海的幽默杂志其实也并不幽默，后来还编出了一则段子以示讽刺，“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林语堂也曾用一短篇作品讽刺性地回敬了左翼的一贯做派与阶级对立的简化思维，“他们会的是挂狗领，打领结，唱哈尔滨时调，做欧化散文。陶渊明鸡鸣桑树颠采菊东篱下的生活，据说并非大众的农民的生活，而赤壁赋江上之清风与山中之明月是资本阶级才有的。放屁不放屁？”
林语堂日前，新民说译介出版了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汉学讲席教授、加州伯克利大学比较文学博士作者钱锁桥著的《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一书。在这本传记中，钱锁桥不仅梳理了林语堂一生经历，而且还原了林语堂当年提出幽默与闲适的历史语境。在他抵达上海之际，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记者与其进行了一场对谈，访谈涉及到了林语堂的幽默事业、他在美国的畅销流行现象以及其与左翼的分歧。
林语堂之所以重要，仅仅在于他是一位幽默的倡导者吗？在这本著作和这次访谈中，有一个话题可能比幽默的问题更加重要——在《林语堂传》的第一章中，钱锁桥回顾且反思了鲁迅与胡适的精神遗产，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林语堂的意义。他指出，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敲开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铁屋”，使得青年挣脱传统“枷锁”；但另一方面，这套批评话语也可以被利用为更为极端的、与传统文化断裂的武器。胡适把科学的方法引入中国，让儒家文化让位于现代知识，然而在无所不在的科学主义的映照之下，中国文化对现代文明不再有意义，而只剩一种作为文物的历史价值。与鲁迅和胡适二人不同，林语堂重新发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并寻找到了一套“抒情哲学”，比如晚明“公安派”倡导的“性灵说”，从而在一定程度修正了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激烈论调，以及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古书的虚无主义态度，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衔接成为可能。在这一点上，钱锁桥说，林语堂是具有远见的。
向美国人推广中国文化，至今没人比林语堂更成功
界面文化：上世纪30年代，林语堂的作品在美国出版后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你在这本传记中写到，《吾国与吾民》在美国一炮打响大获成功，不仅销量好，还吸引了大量的美国普通读者。你认为林语堂作品在美国如此畅销的原因是什么？
钱锁桥：最主要还是因为林语堂有一套自己的话语，他在美国讲中西合璧、幽默闲适，其实就是在中国上海讲的内容，只不过面向的对象不同。他把晚明以来的自由精神的话语总结起来推而广之，他的抒情哲学是高度个人化的；在美国人来看，越个性的（话语）越是可以产生联系（relate）的。他讲个性讲自由，会让美国人觉得这好像是我的一个朋友，而不是一个他者（other）。他在《生活的艺术》里引用金圣叹的三十三个“不亦乐乎不亦快哉”，这个是最受美国人欢迎的，但这其实并不是他的创作，只是翻译。
林语堂作品《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英文版从国际政治的环境来讲，当时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特殊时期，“九一八”事件后日本入侵中国，引起了整个西方世界的普遍反感，因为20世纪以来（国际上）讲利益均沾、门户开放，现在中国被日本一家独占，这也是对他们（指美国）利益的一种切分。在这一政治热点的背景下，美国老百姓和知识界也需要了解中国，看到一种不同于以前那种神秘兮兮、模模糊糊的中国讲述（的东西）。综合起来，在向美国人推广中国文化这件事上，到现在也没有人比林语堂更成功。
界面文化：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林语堂的书也都引起了一些尖锐的批评。有美国评论者认为，林语堂的中国哲学漂亮却肤浅；中国也有评论者提出，这样的书是“卖了国家与人民”。林语堂本人对这些批评也做出了一些激烈的回应，他认为，在中国反对他的作品的人，主要来自“自我意识极为敏感脆弱的爱国人士”。你认为这些批评是有道理的吗？
钱锁桥：什么是最真实的中国，谁能独霸解释大权呢？如果一个国家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有解释的独霸权，那是死路一条，别人是不会听的。林语堂有一篇文章叫《论现代批评的职务》，讲的是现代知识分子都是批评家，因为现代哲学家已经死了，也没有圣人了，现代文化就是持续不断地批评。
他有中西文化的背景，是一个跨文化的批评家，如果说批评就不是爱国主义，那是不对的。林语堂早年在哈佛读书时写过两篇文章，来反对论衡派白璧德的保存传统之说，他提出，世上有两种爱国主义，一种是狭隘的爱国主义，只知道保存、坚守自己，防范异类文化入侵，还有一种是自由开放的开国主义。他说，爱国主义不仅是保存我们旧的传统，还要能看到我们可以创造新东西的潜力，所以爱国主义不是保守派的专有名词，难道胡适不爱国吗？林语堂说，他写中国是把中国像床单一样在世界屋脊上晒晒，在阳光下晒晒看有什么肮脏的东西。
反对跟传统切割，“疑古”过火会导致文化废墟
界面文化：林语堂的跨文化批评是对中国文化的翻译和推介；胡适在20年代提倡“整理国故”的时候，林语堂也做出了回应，认为应当对中国传统资源进行梳理。那么他的观点与胡适的“整理国故”是不是有相似之处？又有什么不同？
钱锁桥：“整理国故”是胡适提出的，整理要以一套科学的方法进行，可以写中国文学史、中国经济史——史要以一种实证的方法操作，靠事实说话，中国过去没有这种学问。
但是，你总结出的文学史与现代文明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胡适基本上保持一种疏离（detached）的态度，不太考虑二者的关系，而林语堂则提出了“精神科学”。首先，所有的国学都是精神科学范围的；其次，精神科学是不能照搬的，中国传统要在和西方文化的对比中梳理出来；梳理出来的国故要以中国为中心，还要为现代服务，传统对现代文明来说是有资源价值的，而不是断裂的。
我们往往把传统和现代分割开来，讲传统是中国的、现代是西方的，林语堂坚决反对这种割裂态度。他也一直警告我们，如果“疑古”风气过火，传统文本就很容易遭到轻率的怀疑，只剩一片废墟，其他东西就有可能乘虚而入。上世纪30年代的历史已经表明，乘虚而入的是激进主义，比拼的是谁更先进，这是很危险的。世界上没有哪个文明的现在和过去完全断裂，中国也不可能与自己的传统彻底切割。
林语堂故居物件界面文化：所以，林语堂后来提倡的幽默闲适，也是这种以中国为中心、梳理传统资源、建设现代文明的具体实践吗？
钱锁桥：林语堂在哈佛跟着白璧德反对跟传统切割，在北京看到周作人讲闲适，他将两者结合，找到了一个中西合璧的基点，把闲适又幽默化了。“五四”话语讲中国文化保守封建、反对个性、礼教吃人，林语堂却说中国有自由的传统，晚明的袁宏道、李贽等人就是中国自由传统的一部分，这个传统更早还可以追溯到苏轼和孟子。
他引进“幽默”，也是希望中国传统能够抛开宋明理学，可以放松一下、轻松一点，说不定人的感观和思维会更敏锐，好好享受人生的乐趣，这才是改善当代文化氛围的第一步。他讲的其实是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当一个人碰到困境时要怎么发展怎么处世。这些东西在当下仍是与我们相关的（relevant），不过左翼肯定不说这个。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写到，林语堂年代在北京身处新文化中心漩涡时，对礼的理解是“相当客观、富于同情”的。他对传统的同情是否与成长背景有关？和鲁迅不一样，林语堂并没有成长于传统中国绅士家庭，而是在牧师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在清华任教时，他曾因自己对中国古典不熟做出反思，说自己对三国和孟姜女哭长城这样的故事，还不如一般的工人熟悉。
钱锁桥：（与成长背景）有一定的关系，他在基督教家庭长大，同时也对自己的基督教背景不断自我反省。其实正因为是这样的背景，他才能够从那么偏僻的农村出来，走到厦门、上海读书。我们不能低估他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意识，在圣约翰读书时他就已经认识到，自己学的是西方，但人在中国，所以对中国文化是一直持续
